从这一战役中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对将帅充分相信与受权,使各路兵马非常机动灵活,取得了此次战役胜利的决定性重要要素——速度。成吉思汗授权给将帅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作战计划或推翻原定计划,及与对手谈判时做出重大决定的权利。 很多人说成吉思汗过分放权,过分相信别人,这样很危险,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一看在当时的大蒙古国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大法——《成吉思汗法典》,此法典在国家的政权结构上实现了充分的分权。法典对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大汗的权力作了明确的限制,忽里勒台(意为会议)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法典还规定了民众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如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平等劳动的权利、继承财产的权利、受教育的义务、服兵役的义务等,整部法典除放权外,也通过法令对权利进行了有效的约束与监督,即放中有收,收中有放。同时成吉思汗也充分利用了文化与宗教信仰的力量,使大家在思想上形成一种本能——成吉思汗的行动就是真理,成吉思汗在子民心中就是神的化身。这都是其政权稳定,向心力及竞争力强大的重要因素,也是其敢于放权并收放自如的原因。 行权大道——分合相济 不能孤立的来看待分权或集权,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辨证的哲学关系。权聚坚其内,权分强其外,外助内更坚,内辅外越强。两者相辅相成,只有靠结构、制度、文化等工具巧妙制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构成一个组织的和谐有序与发展壮大。 |